虽然加密虚拟币本身具有极高的交易安全性，但因其同时具有匿名性、去中心化等特点，以加密虚拟币作为犯罪对象、工具或者手段的刑事风险日渐凸显。

兰迪广州调研梳理了相关案例中以虚拟币作为直接犯罪对象的行为类型、法院认定情况以及有关实务观点，形成过万字调研报告。经调研发现，随着我国对虚拟币的深入认识及趋严监管，立法、司法层面已基本形成统一观点，即认为加密虚拟币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属性，近年来已鲜少案例将窃取虚拟币等行为认定为盗窃罪等财产犯罪。本文系对该调研报告部分内容的整理和摘录。

尽管《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目前仍无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对虚拟货币本身的属性进行定性，也无规定定性非法获取虚拟货币的行为。

而根据包括公安部、最高检、最高院在内的各部门发布的相关通知来看，自2013年起，我国开始对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各种虚拟货币进行监管（相关规定梳理可点击链接查看：兰迪币圈犯罪辩护之一：我国如何管制虚拟币）。从国家层面来看，对于虚拟货币的监管变化明显趋严，法律、政策上均不承认虚拟货币的财产属性。

虽然加密虚拟币与早期的游戏币等虚拟币存在本质区别，但规定和监管层面未作区分，而统称“虚拟货币”，因此，为保证检索的精确性，我们选取加密虚拟币的典型代表——“比特币”作为检索词进行初步的检索，得到如下数据：

（1）以“比特币+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在聚法检索出共计23篇裁判文书，共计9个案例将窃取比特币的行为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行为，其中2019年-2020年的案例共7个。

（2）以“比特币+盗窃罪”在聚法检索出共计283篇裁判文书，其中绝大部分系盗窃电力或比特币矿机，仅4个案例将窃取比特币的行为认定为盗窃行为，且上述案例均系在2019年以前的判决。

即实务中，法院更倾向于将加密虚拟币定性为“数据”。

在（2019）浙03刑终1117号案中，法院也对加密虚拟币的法律属性展开了论述。法院认为，以太币是依据特定的算法通过大量的计算产生，实质上是动态的数据组合，其法律属性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依法属于刑法“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所保护的对象，故不支持关于以太币并非存储在计算机中的数据的上诉、辩护意见及以太币属于侵财犯罪侵害对象的抗诉意见。

以下列举部分代表性文章和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三名法官所撰写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明确提出：对于盗窃虚拟财产的行为，如确需刑法规制，可以按照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等计算机犯罪定罪处罚，不应按盗窃罪处理。主要考虑在于：第一，将虚拟财产定性为盗窃罪中的“公私财物”超出了司法解释的权限；第二，虚拟财产的本质是计算机数据，行为定性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当然可以；第三，对盗窃虚拟财产数额的认定，现阶段难以有统一的认定标准；第四，域外司法实践中也很少将盗窃虚拟财产认定为盗窃罪。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三位检察官撰写了《非法窃取比特币的刑法定性》认为，《2013年通知》明确比特币非货币，但系虚拟商品，具有财产属性；《2017年公告》禁止所有交易平台上的比特币兑换买卖定价中介，交易平台支配的比特币不具有财产属性；《2021年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一律定义为非法活动而禁止，故无论交易平台还是个人支配的比特币，均不具有财产属性。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在《非法获取虚拟货币行为的定性》一文中提出，2017年9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指出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发售、流通进行融资行为的非法性，因此2017年9月之后，虚拟货币已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财产属性，不应作为刑法上的财产予以保护。

叶竹盛 186-8885-1953

孔云飞 136-0007-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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